今年的北京書市已落下帷幕。作為京城老百姓的一項重要文化活動，如果每年不去趟書市，很多人就會覺得缺了點兒什么。早先，北京書市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之后移至地壇公園，近年才遷到朝陽公園。這期間，北京書市有摩肩接踵的盛況，也經歷過交易冷清的蕭條。
　　
　　勞動人民文化宮與書市
　　
　　在北京，舉辦書市是一項傳統。
　　
　　上世紀50年代，廟會上已有書攤可尋，雖然規模不大，卻受到不少愛書人的青睞，可稱得上是大規模書市的早期雛形。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書市是新華書店舉辦的。1957年11月1日至10日，為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新華書店北京分店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了10天書市。這屆書市，售出了當時新由國外運來的許多書籍，如俄文的《列寧全集》（1卷至36卷）、《馬雅可夫斯基文集》、《普希金選集》等，還有當時國內最新出版的書籍，如《震撼世界的詩篇》、《中蘇友誼史》等。書市開放期間，作家茅盾、臧克家等20多人同讀者見面或參加了售書工作，新華書店還預備了彩色書簽，送給在書市買書的讀者。
　　
　　1979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京城，新華書店第二次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書市，無論規模還是參加人數，都遠遠超過了1957年那次。這屆書市請來了著名作家葉圣陶、謝冰心、嚴文井、丁玲等與廣大讀者見面。
　　
　　當時，葉圣陶已是85歲高齡，讀者們見他精神矍鑠，情不自禁地為他熱烈鼓掌。作家丁玲此前已有20多年沒有和讀者見面了，當她出現在書市上，還是有很多讀者認出了她，關切地詢問：“您身體好嗎？”丁玲予以熱情回應。詩人臧克家高興地為書市寫了一首詩：“望著一張又一張熱情的笑臉，像早晨的太陽剛剛出山，我們有的雖然已經七八十歲，還想再活它二十年，寫它二十年……”當時已79歲的兒童文學家謝冰心代表在場作家，為書市題了詞：“新華書店舉行書市，對于讀者尤其對作者是很大的鼓勵和鞭策。”（1979年10月18日《北京日報》4版，《市新華書店辦書市三天售書三十四萬冊》）
　　
　　這屆書市剛舉辦3天，便銷售圖書34.4萬余冊，銷售額達17萬多元。那時候，很多讀者要求經常舉辦這類書市，希望出版部門出版更多、更好的圖書。此后，勞動人民文化宮書市便固定下來，一辦多年，成為北京的一個大眾文化品牌。
　　
　　從“買書難”到“讀書熱”
　　
　　上世紀80年代初，新華書店積極支持城鄉集體書店、個體書攤、農村文化站代銷圖書，開展多渠道發行的改革。
　　
　　據本報1984年6月22日1版《本市集體書店個體書攤已有165個》記載，之前，本市圖書發行渠道只有新華書店一條：城近郊區由新華書店門市部、機關服務部發行，農村由新華書店依靠供銷合作社發行。那時候，圖書網點發展緩慢，與讀者日益增長的需求極不適應，造成了“買書難”。
　　
　　為改變這種狀況，新華書店從1982年起發展了30多個集體、個體書攤。1984年，新華書店在東城、西城、海淀等區又增設了批發門市部，解決集體、個體書攤的貨源供應問題。在郊區，新華書店也建立了專門的批發機構，并配備專人負責對集體、個體書攤進行業務指導和圖書供應工作。截至1984年，北京集體、個體書攤發展到165個，比1982年增加了4倍。
　　
　　隨著發行渠道的增多，勞動人民文化宮書市的場次漸漸多了起來，主辦方不再是新華書店一家，名目也多種多樣，科技書市、兒童書市、古書書市、特價書市……北京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讀書熱”。
　　
　　后來，京城很多地方都開始辦書市，不過，勞動人民文化宮書市尤其受到讀者喜愛。據本報1992年10月16日6版《秋天的書潮》記載：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的書市上，一個挨一個的購書點，被購書人圍得水泄不通。手提肩扛的購書者從一家書店擠出，又匆匆擁進另一家。書市上人頭攢動，摩肩接踵……在眾多讀者中，外地人占了相當比例。河北東光縣中學教師李寶重趁學校放農忙假跑到北京，剛下火車，聽說有書市，喝碗餛飩就趕來了，沒用兩小時，三百多元錢就換成一大提包書畫類圖書。他一面嘆息著兩個月工資的消失，一面又瞪著齊白石畫冊出了神……逛這屆書市的人平均每天在兩萬以上，最多的一天，每分鐘有200多人進入書市。
　　
　　1995年勞動人民文化宮秋季書市更加火爆，短短10余天銷售出幾千萬元圖書，很多瀕臨倒閉的書店和出版社“起死回生”。（1996年4月10日《北京日報》7版，《愿京城書市越辦越火》）
　　
　　撤出太廟移至地壇公園
　　
　　勞動人民文化宮書市連續舉辦多年，已經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不論春秋還是寒冬，人山人海的場面總會如約而至。直至2002年，勞動人民文化宮春季書市移至地壇公園。
　　
　　根據本報記載，書市搬遷的動議來自市政協委員張慶威提出的關于“從太廟里撤出大型書市的建議”提案。勞動人民文化宮即太廟，始建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場所。太廟總面積19.7萬平方米，是除故宮外我國現存最完整、保存最好的明代建筑群之一，1988年1月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2年，張慶威保護太廟的提案被采納，市新聞出版局決定今后不再審批任何在太廟內舉辦的出版物展銷活動，終止已有數十年歷史的太廟書市，還太廟一個清靜。（2002年7月23日《北京日報》1版，《保護文物古跡書市撤出太廟》）
　　
　　勞動人民文化宮書市撤走后，搬到了地壇公園。組委會解釋，選擇地壇公園主要是因為周圍公交線路密集，又在地鐵線附近，能為廣大讀者從四面八方匯集到此提供方便。移師地壇后的書市于2002年4月30日至5月12日舉辦，其規模不但沒有縮小，反而略有擴大——共有500余家參展單位、千余個展位，幾乎囊括了所有在京的綜合性出版社。（2002年4月24日《北京日報》5版，《春季書市移至地壇公園》）
　　
　　遭遇數字閱讀、網絡購書沖擊
　　
　　最初，地壇書市的人氣和購買力不減，一度還辦成了春夏秋冬四季書市。然而，到第八個年頭，地壇書市開始遇冷。
　　
　　根據本報報道，歷時11天的2009年北京地壇冬季書市共接待讀者近30萬人次，相比上一年冬季書市50萬人次的客流量減少了近一半。這屆書市的書價也是歷年最低的，像北京青少年書店聯合各大出版社設立的百家出版社庫存圖書大賣場，打出了“一折”的全年最低價。而以往都維持在八折的新華書店也放下架子，首日即打出“五折”的醒目招牌，臨近閉幕時，部分圖書更以“一至二折”的超低價格銷售。即便如此，大多數書攤的銷售額仍不理想。（2009年12月15日《北京日報》8版，《今年書市有些冷》）
　　
　　火了多年的書市遇到拐點，其原因與數字閱讀、網絡購書業務的興起有關。一位“90后”大學生坦言：“學校里有圖書館，平日大多上網看電子書，網上購書還可以送書上門，特別方便，去書市大冷天的拎一大堆書也太麻煩了。”
　　
　　當然，書市冷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含金量不夠。當時，部分國有出版社面臨改制等情況，需要大量清理庫存圖書。單純將庫存的積壓產品用打折的方法甩賣，缺乏深入的圖書市場調查與研究，包括對讀者群特別是年輕讀者興趣、口味的了解，書市自然火不起來。
　　
　　此外，書市上出現的盜版圖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一大眾文化品牌的信譽，降低了部分讀者對書市的興趣。
　　
　　到2011年，地壇書市已進入“嚴冬”，只是在苦苦支撐。這一年書市，打折的吆喝聲此起彼伏：“箱子里的書10元3本，地上的書5元1本，架子上的書10元1本……”但不爭的事實是：客流量在減少，圖書攤位在減少，商家利潤也在減少。當時，辦一次書市的利潤為二三十萬元，只有書市黃金時期的十分之一左右。（2011年11月30日《北京日報》8版，《地壇書市遭遇“嚴冬”苦支撐》）
　　
　　喬遷朝陽公園
　　
　　2012年，一些忠實的書迷發現，一年一度在地壇公園舉辦的秋季書市和冬季書市都不見了蹤影。到了2013年春季，媒體上也一直沒有地壇書市舉辦的消息。之后，本報記者從相關部門證實：地壇春季書市2013年確實不舉辦了。（2013年5月2日《北京日報》6版，《地壇春季書市今年取消了》）
　　
　　地壇書市停辦的消息引發社會熱議，眾多愛書人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書市的懷念。那些日子，地壇公園管理處的電話都被打爆了，很多讀者詢問書市停辦的事。
　　
　　北京書市將在運營成本和盜版書沖擊下退出舞臺？這個說法很快被市新聞出版廣電局否認。有關負責人表示，北京書市舉辦多年，吸引了很多忠實讀者，已成為本市文化惠民工程的一個品牌活動，對繁榮首都出版市場、豐富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今后，北京書市還要繼續辦，并要整合多種優質資源，注入更多更新的元素，讓市民享受更好的淘書樂趣。(2013年5月14日《北京日報》9版，《北京書市明年春天將回歸》)
　　
　　2014年起，地壇書市升級為“北京書市”，喬遷至朝陽公園開張。近幾年，書市通過現代化的科技手段，以線上線下同步售書的方式，讓不同年齡層次的愛書人找到了淘書的快樂。